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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看不懂它。

任何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乃至宗旨，都无外乎增进友谊，增加了解，促进发展等等，北京奥运会也不例外。所以，在众多高手竞技之前，奥运会展示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当然，这是往小的说，往大的说，那就是实力和地位。
但这种友谊了解和发展总是不太可能以一种平和的姿态在发展。我估计，老外们非常难以理解，中国人居然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准备一场开幕式。就在那一天晚上，和两个同事边喝酒边看开幕式，我们不由自主谈起了当年的咸阳、长安、开封等等。从个人来说，开幕式上我隐隐发现了中华近一千年未曾有过的万国来朝的气势，这种气势，也唯有已经坚忍前行了近200年的中国人自己才能梳理出来。虽然，以此作为中华新一轮盛世的标志有些过于夸张，但是，翌日各国媒体的赞扬和惊讶，却远胜于8月8日晚上张艺谋团队塑造的感官世界留给我们的震撼。
不过，震撼、欣喜、感动之余，在冷静下来之后，抛却种种光声色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冲动，我们是否要悄然问一声自己，在这一轮磅礴的盛世大潮来临之前，我们这些蝼蚁小民真的在精神、文化和道德方面，都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也许奥运本身承载不了如此之多的政治包袱，奥运也不应该承担如此之多的政治命运。坐在贵宾席上的普京，满怀心事地考虑着南奥塞梯的战事；而两天之后，射击赛场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运动员的握手、拥抱，则被善于捕捉新闻的媒体赋予了及其崇高而且伟大的使命，对此，我只能轻轻地叹口气，毕竟，奥运会，对于真正的战争，还是没有太多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如火如荼的奥运盛会，也没能促成双方的停火，一切，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完成。

为国加油从来都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爱国的成分，却无形中给运动员背上了过重的精神枷锁，个人认为，这种精神枷锁，直接违背了奥运的本意。开幕式上的宏大，让我们有了成为伟大国家的一员的自豪，可是，面对赛场上的功败垂成，作为观众，我们究竟能表现出多少宽容、博大的胸襟和气魄？刘翔退赛了，这本是赛场上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却成了我们牵肠挂肚的焦点，难道仅仅因为他是刘翔？还是我们即将在21号晚上充盈无比的民族自豪感在片刻之间失落到了极点的反应？奥运，毕竟不是一场你死我活刺刀见红的战争，看完比赛之中，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刘翔的运动生涯还要继续，可是，面对媒体的理解和宽容，我们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停下口诛笔伐的脚步，抛却虚荣的功利心理，好好关心一下他的伤势？一个民族的成熟，其实不应看他在爱国热情高涨时的热情表现，而更应该看他在群体情绪失落时的宽容与理解，从容与大度，客观与公正。

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然而，我很疑惑。如果，奥运仅仅是一场比赛，一场用于观赏的比赛，那么，它应该只是一场娱乐而非竞技。竞技的最终目的，还是它充分体现出来的经济精神，挑战人的潜能和极限的精神，他能激励斗志，鼓励人们挑战极限，增长乐观精神。从这些方面来说，奥运绝不仅仅是一场表演，他之所以值得期待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中国男子体操队身上读出卧薪尝胆的艰辛，从男篮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品味竞技体育的荡气回肠，从博林特挥舞的双臂中看到挑战极限的欣喜。但是，更多的还是遗憾。在刘子歌夺得女子游泳冠军之后，无论是颁奖仪式，还是事后的采访，我几乎都看不到焦刘洋的镜头。功利！那活生生的残酷无比的功利，他不知道毁掉了多少才华横溢的运动天才，也不知道折磨了这些天才们多少个日日夜夜。试想，如果没有女子双人跳板这项比赛，我们究竟还有多少人会记住吴敏霞这个名字？
我们时时感叹媒体的苛刻和不负责任，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在呐喊助威的时候，是否也要因为这浓重的功利色彩负上一点责任？
诚然，成王败寇，自古名言。不过，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比较：在两届世界杯上均只上场几分钟就被罚下的喀麦隆国家宋，他在国际足坛的地位是怎么样的？
也许我们看到了林丹夺冠后的欣喜，可是林丹自己也不只一次说过，赢了他就时时被捧为上帝，输了总是直下地狱。
总有人辩解，作为一个运动员，心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素质。此言大谬。比赛中的心理压力固然重要，可是赛场外的这种人性谋杀，难道用两个简简单单的心理素质不过硬就可以解释？所以还是欣喜的看到，埃蒙斯失败之后与妻子相拥的欣慰笑容。
从古罗马的竞技场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搞明白，在赛场上比赛的也是一个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体，而绝非斗鸡场上的两只家禽。

举重运动员的艰辛，从来没有人否认。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既感动于他们夺冠后的泪水，也为他们的失败而惋惜。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团队，我表示十二分的敬意。然后，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举重的发展，已经严重偏离了奥运的精神，此项运动，早就应该取消了。虽然，“更强”和极限长期以来都是奥运的口号，可是，现代举重，在走向极端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多少健康的元素？乐茂盛自不待言，看看邹春兰，相对于其他运动，这个带来一身伤病的运动，在熬过了多少个运动员的青春年华之后，还要苦苦折磨他们的下半辈子。难道是因为爱国？还是整体竞技体育功利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些平时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痛苦进行训练枯燥，还要在比赛之前绝食以减轻体重的群体，我们所能做的，难道就只能是尊敬、尊敬、再尊敬？

如果一个运动员让某项运动短时间内多出数以亿计观众，那这就是伟大的定义。(ESPN首席田径记者 卢克塞弗斯)

三字经有一句：“禹传子，家天下”，讲的是禹传子后夏朝开始，中国开始了朝代纪元。但这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那就是中国历史由原先的禅让制正是过渡到了世袭制。对此，后人普遍对禹颇有微词，认为禹破坏了尧喝舜举贤任能的传统，开创了“自私”的家族罔替格局。

最近读书了解到，夏朝的正是纪元年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而另一些史料也表明，中国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也是再大约四千年前。由此，突然想到，尧和舜过渡到禹，由禅让制转化为世袭制，是否是母系向父系转化的一个标志。

按照以上的时间排布，如果没有错的话，尧和舜处于母系社会的晚期，在母系社会中，血缘关系的维持和部族的形成一般有女性组成，而有一定的男性承担更多的劳动和生产，并会选择一定的族长。母系社会之所以形成，一般是由于人类逐渐认识到近亲交配的弊端，并逐渐开始形成以女性为主体的固定部落群体，而男性的流动性则较大。所以，在尧和舜的时候，男子生下来，一般长大成人之后就要出门到其他部落生存交配以从事人类自身生产的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尧和舜相要禅让给自己的儿子是不可能的，原因如下：
1、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谁？当时的小孩一般只知其父，不知其母；
2、男子成人后不太可能留在自己的部落，而要出去走婚，类似现在云南丽江的风俗；
3、当时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在维系母系社会的传统式，家长式的人物一般需要评议选出（哈哈，咱们老祖宗多早以前就开始民主了？）。

而到了禹的时代，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提高，部族之间竞争的加剧，对部族内部分工协作能力的要求逐渐增加，男性的作用和主导地位就日渐体现出来，社会形态由此逐渐开始向父系社会过度，生存的部族也逐渐变成男性主导的部族，部族之间的婚配也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形成规范有序的婚姻体系，通婚结构更加合理，部族间的通婚也更多的考虑到了相互之间的利益往来，而最具标志性的，部族的繁衍开始有女性为主线转换为以男性为主线。因此，到了禹的时代，禅让制被取代也必然是大势所趋，在维持平等稳固的条件下，不能说禹自私或有什么不好。

至于怀疑为何尧舜禹并立，而在母系社会时代尧舜依旧能成为部族头领的说法，我觉得这个是后人在父系社会时构建的一种对先人的臆想和说法，有这般神话的意味，要不为何时至今日三皇五帝的说法总是无法明确统一？而由此构建起来的尧舜禹圣人体系，则明显打着父系以及奴隶社会的君主体系烙印，这可能是后世作史的片面之处吧？